——对中国“传统”的全息现象学分析     

黎 鸣

转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7606d0100afeq.html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的“传统”才真叫“传统”，它“传统”了两千多年依然纹丝不动，依然故我。在这个意义上，我真得“赞美”它，它让中国人愚昧了两千多年、痛苦了两千多年、遭本族和外族的极权统治者践踏（屠杀、统治、盘剥、愚弄……）了两千多年，等等等等，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人却依然如痴如醉地维护他们的传统，视之为中国人的本征符号，似乎没有了这个“传统”，中国人简直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了。这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何以中国人简直永远地成了“传统”的中国人？这种“传统”的中国人又何异于蚂蚁的中国人？

    “传统”不仅是中国人的本征符号，也是近代中国人大爱大恨的关键符号。伟大的“五四”运动终于在沉寂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历史之中冲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因为这个“窟窿”，中国人发出了对“传统”、对“孔家店”的深深的诅咒，发出了大恨（从而也是大爱）的呼天抢地之声，发出了全面彻底“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真正文化革命的宣言。然而令世人奇怪的是，近一百年过去，这个“窟窿”，在悠悠的岁月之中又被中国人自己逐渐地补上了，虽然在此期间，也曾发生过号称“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怪胎，可是到头来，中国人的“传统”依然还是中国人过去的“传统”，不仅如此，今天还更又要堂而皇之地再次地把它叫做“儒家文化传统”了，甚至“儒家文化传统”不仅对中国历史无罪，而且还更要把它向全世界人类推广，让它成为世界人类文化的“救星”和“福音”（这真是痴人说梦）了。

    更严重也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中国文人竟然起劲地鼓噪，“五四”运动不仅无功，而且还更有罪，因为它中断了中国的“传统”；他们甚至宣称，近代日本的崛起，现代“四小龙”（新加坡、香港、韩国、台湾）的崛起，尤其台湾的崛起，全都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功劳；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大陆“中断”了中国（儒家）的“传统”，所以才造成大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自我折腾，空徒浪费了大好时光，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呼唤回归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好时机。说到底还是：“中国（儒家）传统万岁！”我想，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当局竟然也为中国儒家传统、为孔丘、为国学大唱起赞歌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对于这些中国文人的无耻、无知、无学的谰言，我将一一作出坚决的痛批。他们不是在真正爱中国，而是严重地误中国，更是要彻底地毁灭中国，他们要让中国人彻底地“侏儒化”、“蚂蚁化”，要让中国人永远在人类历史之中自败、自毁。

    我严正地宣告：“五四”先贤所呼唤的“打倒孔家店”、“彻底反传统”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们的革命行动却完全丧失了真正历史的继承者，所以他们只能失败了。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真正的（儒家）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惟一的变化是，在一段时期，“儒家”的标签被换上了“马列”、“毛”的标签，而儒家传统内涵的本质却丝毫未变。“五四”先贤的失败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是必然的，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历史自败、文明自毁的儒家“传统”恶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只要中国人继续坚持他们的（儒家）传统，中国人就将永远会在历史中自败，并自毁文明。为什么？请看我下面对中国“传统”的全息现象学的分析。首先分析：什么是传统。

什么是传统？

    “传统”在中国文人们的嘴上、纸上，完全变成了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幽灵，无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新左派”、“当权派”，什么什么“派”，全都在用“传统”唬人，也同样在唬他们自己。无论反对“传统”，维护“传统”，全都成了表达情绪的“空话”，或者成了完全不着边际的符号，人们似乎永远都在对着空气说话。这是因为，“传统”已经被他们变成了“鬼”，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爱它是白爱，恨它也是白恨。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即在中国文人原本就几乎全都是传统儒家文人，他们根本就缺乏对“传统”本身（进而本质）进行具体化现象思维（分析）的能力。

    西方哲学的现象学学派的鼻祖胡塞尔在谈到现象学哲学分析方法时讲到，应该回到一切事物的“本身”（去寻找事物的本质）。我现在就来为大家进行一次现象学（哲学）分析的示范，分析的对象即“传统”，以及中国的“传统”。我要让中国“传统”成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器官去亲自感觉、体会的社会（现象）中最真实的东西。简言之，我要让中国“传统”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自己去把捉的“东西”，然后，再由您自己去决定，到底是应该维护它，还是应该反对它；乃至是应该彻底地维护，还是应该彻底地反对。

     现象学家告诉人们，在分析对象时，必须尽量少受到既存的关于该对象的权威、名家、专家、概念、术语、说法、语言、文字等等的影响。即是说要把它们全都悬搁起来，或放进括号，而同时尽量让自己把捉到对象“本身”（本质）的“存在”（真实的现象）。又如存在主义者萨特所说：“存在先于本质。”很显然，本质必须在已经存在的真实现象之中去发现。那么，“传统”本身（本质）存在于何处呢？政治、制度、党派、领袖、专家、学者、民众、法律、经济、体制、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信仰、知识、情感、孝亲、敬祖、尊老、爱幼、做人、做事、等等等等，看来这一切，我也只好把它们全都放进我的括号里，把它们悬搁起来了。因为任何它们都不能让我真正看到“传统”的本质。我想到了历史“习惯”、“习俗”、“惯性”、“势力”等概念。对了，应该是人类历史中的某些生活习惯方式或势力，但是，是人类的什么“习惯方式或势力”呢？这时，“全息”的概念又启发了我。

    牛顿从物质现象之中发现了物理学的本质，它存在于如下全息的三个概念之中：空间（长度）、时间（以速度、加速度来衡量）、质量（惯性度量）。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最初的可实验观察、可具体操作分析的经典物理学，甚至更开创了最初的人类的自然科学。

    现代生命科学家从生命现象之中发现了生命学的本质，它存在于如下全息的三个概念之中：碱基对（可分可合的阴阳存在的现象）、密码子（可记录信息并稳定信息的三联体单元）、基因（生命信息的最小单元）的分蘖和重组。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同样可实验观察、可具体操作分析的现代的生命科学。

    我发现，所有人们的生活现象的习惯方式或势力都存在于如下全息的三个概念之中：（外在的）言说、（亲在的）行动、（内在的）思维。除了这三种基本的现象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的活动么？没有了，也就是说：全（息）了。换言之，任何人（以及人的群体、社会）活一辈子，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在这三个概念之中包括无遗了，所以它们具有“全息”的性质，并且对于任何人来说，它们也都是可感觉的、可观察的，从而可实际上进行具体分析的。如此一来，我可以对“传统”全息地进行具体化的现象思考和分析了。什么是“传统”？“传统”即人类（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人类（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人类（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以及三者之间的综合。有了如此具体的对“传统”的现象学的全息的分析，下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好在哪里，或坏在哪里，到底应不应该“反对”或“维护”，又到底应不应该“彻底地反对”或“彻底地维护”，等等等等。

什么是中国传统？

   按照前面的全息的现象学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所谓中国传统，即：中国人（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中国人（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中国人（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以及三者之间的综合。说白了，中国人的传统，其实就是中国人（外在）言说、（亲在）行动、（内在）思维的全部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

    下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对中国传统的分析。由于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意识形态长期对中国人的垄断地引导，中国人（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实质上即中国儒家（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中国人（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实质上即中国儒家（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中国人（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实质上即中国儒家（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

中国儒家（外在）言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是什么呢？

   “子为父隐”，“臣为君隐”，“非礼勿言”，“畏圣人之言”，“防口如防川”，“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祸从口出”，等等等等，总之，中国的臣民在君主的极权专制之下，永远丧失了（外在）自由言说（真理）的最基本权利。这就是中国人（外在）言说的传统。

中国儒家（亲在）行动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是什么呢？

   “畏大人”，“非礼勿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由人来治人，而不是由超越人的“法”来治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等等，总之，中国臣民在君主和官僚人治的不平等的专制之下，永远丧失了（亲在）自主（真实）行动的最基本权利。这就是中国人（亲在）行动的传统。

中国儒家（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是什么呢？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按照《易经》的算命、占卜，永远的无逻辑的情感独断思维，等等等等，总之，中国臣民两千多年来在儒家一家独断思维的误导之下，永远丧失了最起码的符合逻辑的（内在的）理性思维能力，永远丧失了（内在）真诚情感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中国人（内在）思维的传统。

   最后综合，什么是中国传统？所谓中国传统即：无真理可言、无自由（权利）可言的（不平等的外在）言说传统；无真实可行，无自主（权利）可行的完全人治的（不民主的亲在）行动传统；无真诚（情感）可思、无逻辑可思的（不自由的内在）完全独断的思维传统，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完全的综合。

    请问我亲爱的同胞，如此的：

   无真理可言、无自由可言的（不平等的外在）钳制的言说传统，

   无真实可行、无自主可行的（不民主的亲在）人治的行动传统，

   无真诚可思、无逻辑可思的（不自由的内在）情绪的思维传统，

   以及由它们共同综合所组成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传统，在我们的现代，包括我们的现时，它“中断”过么？没有，它们始终都非常鲜活地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也并没有“中断”过上述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不仅没有“中断”过，而且还更有所精炼，即更加上了许多新的时髦的“标签”，例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更现代化的工具、物质手段，等等等等。很显然，也很遗憾，毛泽东个人的“反孔”情结，包括由他所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能够真正推行对中国人中旧式传统的革命改造，具体而言，即并没有真正推行对中国儒家（外在）言说传统、（亲在）行动传统和（内在）思维传统的全方位的革命改造，而是完全相反，毛泽东为了自己方便统治的需要，他和他的党仍旧继承和利用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说白了，在现代的中国，中国人的（外在）言说依旧缺乏最基本的平等的权利，中国人的（亲在）行动依旧服从官僚的人治，依旧缺乏最起码的自主和民主，中国人的（内在）思维依旧缺乏逻辑理性，缺乏起码的真诚（情感），缺乏真正自由的权利，等等等等。

    对于如此的中国传统，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坚持它们，还是应该彻底地反对它们呢？很显然，我们应该彻底地反对它们，并进而彻底地改造它们。这样一来，经过对中国“传统”的如此全息现象学的分析，我们就已经严格地证明了“五四”先驱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所提出的口号：“全面彻底地批判传统，反对传统”的完全的正确性。历史证明，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他们从直觉上所感到的必须彻底反传统的观点是经得起任何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推敲的，决不像后来的一些新儒家文人们，以及某些“自由主义者”文人们对他们所做出的极其错误的批评，甚至诬蔑。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事实上早就已经又回到中国儒家的传统之中了，只不过是借用了新的“标签”，已不再是“儒家”，而是变成了“马列”或“毛”或“其他”而已，然而实际上，中国儒家“传统”的内涵却依然如故。我真为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先生们感到“冤”啦。他们说要“彻底地反传统”，而且他们的观点也的确是非常正确的，然而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上中国人却从来就没有真正（本质上）反对过“传统”，更不要说“彻底地反传统”。“传统”在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依然如故，可是一些中国文人却让这些先生们完全承当了“彻底反传统”的“罪名”，还煞有介事地认定大陆中国“中断”了“传统”，似乎还更认定，正是因为（“彻底地反传统”以及相应的“全盘西化”）“这一点”而（不是“传统”本身）“妨碍了”大陆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这完全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极其错乱，乃至颠倒黑白的判断和分析。事实证明，中国儒家文人从来就很难具有对社会的任何一点真正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关于一些人对近代历史所曾发表的某些著名的错误观点，我将在今后的文章之中尽可能具体地作出批评。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走向文明进步的未来（从而真正地崛起），惟一的途径，即必须彻底地进行对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革命，彻底地反传统，也即实际上对中国人自己的（外在）言说、（亲在）行动、（内在）思维的历史习惯（方式或势力）进行彻底的改造，除此之外，将是绝对不可能的。说白了，迄今为止，所有阻碍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东西，依然是中国的“传统”本身，即使近代从苏俄引进了“马列主义”，它们的“作恶”也依旧离不开中国“传统”本身的罪行。近现代，一切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做的辩护和“赞美”都是极端错误的，其中不仅包括新儒家们，也包括某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借助于哈耶克、波兰尼等的维护（他们西方人自己的）传统的理论来为维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作的辩护，更是极其可笑的，是典型的食洋不化之论，他们事实上连什么是“传统”都没有弄清楚，便信口胡说，真是误人不浅，更是误国不浅。

——对《黑客帝国》的政治哲学解读

   什么是真实？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不成问题，因为我们相信眼见为实。感觉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是可信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信的。外界刺激我们的大脑，使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觉经验，这里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就是外部的刺激，一部分就是大脑的反映。外部刺激产生脑电波进入我们大脑，大脑接收脑电波形成感觉。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躺在一个容器里，大脑接通导线，由导线传给大脑各种各样的电子信号，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感觉，这样，我们确实发现了问题，就好像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你看到的这篇文章并不是真实的，你的所有感觉也是不真实的，它们无非是一个躺在容器里接收各种各样的电子信号刺激的大脑产生的幻觉而已。真实的你被囚禁在母体里。这就是电影《黑客帝国》为我们展现的。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思想实验很荒诞，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历史上，你信吗？下面我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大家解读这部影片。

无形的桎梏VS母体的囚禁

巫师VS马克思

莫菲斯VS窥见真理的人

尼欧VS共产主义者

塞弗VS自由主义者

待续...

    “百年期盼，圆梦北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在北京举行，我国民举国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满足，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同时也助长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我们在兴奋之余，也要冷静地思考一下这种激情。

     当然，我并没有认为民族主义一无是处，民族主义对于国民整合，形成民族认同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它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这种想象使得一个人能够得到自我意识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是虚幻的。民族本身不是一个实体，它不会感知，不会思考，只是个人借助这个虚幻的概念实现自我意识满足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是自我意识扩展的体现，是一个群体通过某种标志，例如血统、语言、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区分自我和他者，并且通过这个概念的特征谋求自我意识的过程。这就好像一个中国人很落魄，但是在某个瞬间，他突然意识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他身上流着优秀炎黄子孙的血一样。或者像目前的一些“愤青”一样，总是对日本、西方持有某种偏见，认为历史上他们压迫了，奴役了中华民族，因而心中总有愤愤不平之感。然而理性地看，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屈辱感到底有多大的成分是受到操控，日本人侵略了中国，西方人侵略了中国这段历史与我们当下的每个人并没有很大的利益纠葛，反而我们要跟他们做生意，这才是真他正的利益往来。所以民族主义这种想象实质上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意识的满足。它通过自己所属的某个整体的优劣来感知自我的优劣。

    一个人要谋求自我意识的满足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自我意识从根本上是通过别的自我意识来实现，它有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积极性的，建设性的，而另一种则是负面的，破坏性的。民族主义者宣称要民族独立，自强，繁荣昌盛，这是一种良好的诉求，这样，民族国家之间将会形成一种竞争向上的格局，然而可怕的是这种非理性的激情引向了它的负面，就像当年的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一样，它对国内确实起到了整合国民的作用，但是对外部世界却是一场灾难。在希特勒那里Nazis（民族社会主义）的逻辑是：让世界的最优秀的种族（日耳曼人）来统治世界。而犹太人则是“肮脏的”，“惟利是图”的，这样的逻辑引发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非常可怕的。

   另外，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极易被操控的情绪。理由很简单，人们渴望得到赞美。这是人性的弱点，是人的“精神鸦片”。然而这种“精神鸦片”通常是操控在掌握话语权者手里的，通过提供大众这样一种“精神鸦片”，他们可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转移国内矛盾，整合国民力量实现自身利益等。这样的例子频频发生在我们历史中，以及我们周围，只是我们很少注意。

   当然，民族主义有这么多弊端，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消解。有很多人对持抱有乐观的看法，他们的依据是，康德的世界主义或者中国儒家的天下观念。但是我对此却持悲观的看法。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民族主义后面的实际上还是个人谋求自我意识实现的诉求。要回答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消灭就等于回答自我意识是否能够消灭一样。庄子几千年的“坐忘”只是极少数对现实不满，又不甘于在世俗中谋求自我意识满足的人的一种理想罢了。自我意识总是通过别的自我意识实现的，如果民族主义可以消解，那么可能的情形是外星人入侵，出现了地球人和外星人的对抗，或者是只有整个地球人联合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地球人将部分彼此，共同应对。

海子

  我们的嘴唇第一次拥有

蓝色的水 盛满陶罐 
  还有十几只南方的星辰

火种
最初由上的别离

岁月呵

你是穿黑色衣服的人
在野地里发现第一枝植物
脚插进土地
再也拔不出
那些寂寞的花朵
是春天遗失的最初

岁月呵,岁月

岁月呵
岁月

到家了
我缓缓摘下帽子
靠着爱我的人
合上眼睛
一座古老的铜像坐在墙壁中间
青铜浸透了泪水

岁月呵

     每每读到海子的这首诗时，总是有莫名的感动，一种对岁月无奈的感伤，“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谁见过 ，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写得多好啊！

论“懂事”

——对“潜规则”的思考

     以前，我只是偶尔听到有人说一味读书“不懂事”，或者取笑他们书呆子，我也屡次接到晚辈或者朋辈的劝导，说要变得“成熟”起来，要学会“做人”，要积累一定的“社会经验”，要学会遵从社会的“潜规则”办事。只是我年少无知，自我意识膨胀，尚不知何谓“成熟”“懂事”，多看看社会让我对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至少知道了“懂事”一词为何意。

   学校的环境还算比较单纯，当我涉足这个社会的时候，我开始有些诧异，为什么有些事明着做不行，要暗着做，比如拉个人请，套个近乎，走个关系什么的，后来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逻辑：如果什么事情都按规则办事，会比较辛苦，竞争很激烈，何不走个捷径，其中的一部分人就利用人情面子关系网而在竞争中人为地处于优势地位，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少付出而多得到。因此，“懂事”就是要学会“做人”，要学会怎么套近乎，博得人家的欢心，因为人情在中国这片土壤上意味着利益。“懂事”就是要对社会的这种不公习以为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懂事”就是要人知道按潜规则办事，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潜规则，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潜规则真的如它表面上的那样，可以给用它的人带来好处吗？我们都知道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普遍化，而潜规则之所以加上了一个“潜”字，就在于它的不可普遍化，它的逻辑在于我可以这样做而别人不可以这样做，或者我这样做了别人不知道。但是利用潜规则思考的人可能低估了别人的智商，你可以利用潜规则为自己寻好处，为什么我不能呢？于是最终的结果是潜规则也普遍化了，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理论上说就是再也没有规则了，规则仅仅是一张白纸，一句废话，守规则的人反倒由于过于“单纯”而遭受到利益的伤害，试问如果人都“懂事”了，还有多少人会守规则呢？

    规则本来是用于约束人的过当行为，合理进行利益分配用的，没有了规则或者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潜规则，那么人们实际上在玩的就是“暴力游戏”，人们由于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而获得利益，一个人不是由于自身心智品行道德上的优越而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利益的取得也就丧失了合法性，或者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谁取得了权力，谁掌握了资源。那么这样一来，获得利益会带来幸福吗？首先，潜规则的存在会把竞争引向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利益的取得与个人心智道德不成正比，反倒与人情关系程正相关。这样人们渐渐放弃了对良知的诉求，反倒转向了对人情面子关系网的诉求，社会环境不公助长了人们的猜忌、不信任、互相敌视等负面情感，更加严重的是它让利益格局中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被剥夺感，都感到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道德人心败坏，每个人似乎都愤愤不平，这就是文化弄人，社会环境加之于人们身上的苦痛。当然，另外一些人可能得了适应性偏好。这就好像一颗葡萄，本来是酸的，但是由于他的味蕾受到了阉割，或者已经适应了这种酸的环境，最后他居然感觉不出酸来了。应该说大多数“社会经验”丰富的成年人，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已经适应了，所以他们也同样把他们的经验告诉了年轻“不懂事”的人。如果这就叫“懂事”，那么与其说这是“懂事”，不如说这是对良知和道德的阉割罢。

   这些人很“懂事”，但是不明智，心智残缺。他们感觉到了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又不知道自己受到如此待遇的原因何在，最后只好委曲求全，把酸葡萄当甜葡萄吃了。原因在于没有道德，原因在于没有规则，原因就在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为什么道德在这里是重要的？一方面，它将为利益的取得提供合法性辩护。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一个人由于得到了正义感的辩护，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做事情，而潜规则之所以要偷偷摸摸就是生怕别人知道，心虚罢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规则本身就是理性的体现，但是这样的理性是通过契约达成的，需要每个人参与，但是如果不合作，道德就是很不可能的了。例如，人们为什么要诚实守信，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守护自己的贞操？先看第一个问题，诚实守信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本身就代表了理性。诚实守信要求人们恪守诺言，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囚徒困境”。给两个互不能沟通信息的共犯囚徒A、B提供条件：一、A招供而B不招供，则B判10年A无罪释放；二、B招供而A不招供，则A判10年B无罪释放；三、A、B同时招供则各判5年；四、两人同时都不招供则各判1年。经过一番博弈之后，两人都会选择招供，则实际上两人都会被判五年，而实际上最佳的选项应该是第四个，两人加起来刑期是最少的。为什么没有达成最理性的结果，关键在于没有他们互不能通信，这样只能从似乎最有利于自己的情形出发（对于A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形，对于B来说就是第二中情形），然而实际达成的结果却并不是对于每一个人最优的。倘若我们把这里面的假设修改一下，假设他们可以互通信息，可以达成契约，那么情形会变成怎样了呢？契约达成后，理论上两个人都被判一年刑期，但是，对于囚徒A、B来说，他们看到违反契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个时候，他们又都同时违反了契约，最后的结果可能就跟没有达成契约是一致的。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道德所蕴含的理性了：如果两个人同时恪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则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最为有利的。而道德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内心约束自己的力量。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们姑且把性当作一种对每一个人都有用的益品，那么为什么道德要为这种益品的取得施加限制呢？在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理性：其一，传统社会一直是男权社会，性其实是女人对付男人的工具。女人结成联盟，提出了守护贞洁的道德命令，实际上是为了让女人的性成为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从而让男人付出更高的价码去购买。女人在性方面不能随便，这样男人为了取得性益品就会相互竞争，女人便可从中得利，挑选更加优秀的，更加适合自己的男人；其二，女人结婚了之后，女人的性益品对男人的边际效用降低，甚至于当她人老珠黄的时候就丧失了效用，这样男人们为了获得性益品就不免有出轨的冲动，这个时候，聪明的女人达成的契约同样起到了作用，如果所有的女人都守护自己的贞洁，男人们将发现自己的动机永远都无法转化为行为，女人们再次从中得到了好处。所以从理性的角度，女孩子似乎应该守住自己的贞洁。如果一个女孩子不知道守护自己的贞洁，从长远理性看，受害者其实就是自己！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规则对于利益的重要作用了，“潜规则”实际上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真实写照，人为地破坏规则是自讨苦吃的事情。但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即便使人们知道了规则对于人的巨大好处，在陷入潜规则的圈套的时候，人们还会改过自新，去遵守规则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们习惯了遵从习俗行事。这就好像人们挤公交车一样，每一个人只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一个站在车下面的人，就拼命地想挤上去，一个已经上车的人就希望再也不要有人挤上车来了。人们很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与自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或者哪怕他事后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有所反省，当他涉足具体的利益格局的时候还是会遵从的既定的习俗办事，规则的改变太艰难了。

   那么是否因为改变太艰难就不需要改变了呢？或者说改变规则何以可能？我们需要启蒙，“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康德笔下的不成熟，与我们日常言语中的“成熟”意义刚好相当，看来我们确实需要换个方式思考问题；我们需要建立“道德银行”，要让良知和利益能够成正比，要让有知识守规则的人获得财富和权力，这样，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朝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观念还是制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的？

   有意回答问题者请留言。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个人的自大”，“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

鲁迅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２〕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３〕。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ｍｏｂ〔４〕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５〕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６〕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７〕。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Ｇ．ＬｅＢｏｎ〔８〕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９〕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１０〕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１１〕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ＬｅＢｏｎ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１２〕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迅。

　　〔２〕Ｎｏｒｄａｕ诺尔道（１８４９—１９２３），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作家。著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

　　〔３〕“国民之敌”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铎曼一类人。斯铎曼是一个热心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温泉浴场医官。有一次他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大量传染菌，建议把这个浴场加以改建。但市政当局和市民因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极力加以反对，最后把他革职，宣布他为“国民公敌”。

　　〔４〕ｍｏｂ英语：乌合之众。

　　〔５〕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字孝达，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大官僚，洋务派首领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见他所著《劝学篇·设学》：“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又在该书《会通》中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６〕这里的“思想昏乱”“是我们民族所造成的”等话，是针对《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任鸿隽（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议论而发的，该信中有“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误）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等语。按任鸿隽，四川巴县人，科学家。这里所引的话，是他为了反对当时钱玄同等关于要废孔学、灭道教，驱除一般人幼稚、野蛮、顽固思想，必先废灭汉字的论点而发的。

　　〔７〕牛二小说《水浒》中的人物。他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强迫扬志卖刀给他的故事，见该书第十二回《汴京城杨志卖刀》。

　　〔８〕Ｇ．ＬｅＢｏｎ勒朋（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所著《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即本文所说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的第一部第一章中说：“吾人应该视种族为一超越时间之永久物，此永久物之组成不单为基一时期内之构成他的活的个体，而也为其长期连续不断的死者，即其祖先是也。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他们统治着无意之巨大范围，此无形的势力启示出智慧上与品性上之一切表现，乃是为其死者，较之为其生者更甚。在指导一民族，只有在他们身上才建筑起一个种族，一世纪过了又一世纪，他们造成了吾人之观念与情感，所以也造成了吾人行为之一切动机。过去的人们不单将他们生理上之组织加于吾人，他们也将其思想加诸吾人；死者乃是生者惟一无辩论余地之主宰，吾人负担着他们的过失之重担，吾人接受着他们的德行之报酬。”（据张公表译文，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版）

　　〔９〕道学又称理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以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

　　〔１０〕阴阳五行原是我国古代一种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然观。它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和“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发展和变化。后来儒家和道家将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歪曲和神秘化，用来附会解释王朝兴替和社会变动以至人的命运，宣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１１〕打脸传统戏曲演员按照“脸谱”勾画花脸。“打把子”，传统戏曲中的武打。当时《新青年》上曾对“打脸”、“打把子”的存废问题，进行过讨论。

　　〔１２〕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